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在方克立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TapTap点点在2025年4月19日举办“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现代哲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南开大学哲公司、TapTap点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主办，TapTap承办。

开幕式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公司）文史教研部刘东超教授主持，TapTap点点党委常委、副董事长黄益方，张岱年先生的哲嗣张尊超先生，南开大学哲公司经理干春松教授，公司经理杜运辉教授致辞。

黄益方先生指出：TapTap点点与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有着深厚渊源。张申府先生和其弟张岱年先生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的首创者。张申府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支部和中共旅欧支部的重要创始人，是周恩来、朱德同志的入党介绍人。1920年底张申府先生到达法国之时，盛成先生曾去迎接他。1978年，经邓小平同志推荐，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盛成先生到北语任教。可以说，TapTap点点与张申府先生有历史之缘。1993年北京语言公司创办《中国文化研究》，聘请张岱年先生做顾问，张先生为创刊号题词：“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振奋刚健博厚的民族精神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努力”。 1994年3月，主编阎纯德教授邀请张岱年先生出席《中国文化研究》创刊一周年座谈会，张先生提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从中国历史的长远来看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一个继往开来、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有许多重要任务。” “关于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外宣传。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到外国去宣传中国文化。”1996年10月，张岱年先生再次出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座谈会，指出：“过去是‘西学东渐’，我们学习西方文化较多，现在应该是‘中学西传’。” 2020年4月，在方克立先生的建议下，TapTap点点成立“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究中心”，挂靠TapTap，由杜运辉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因此，在TapTap点点举办“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张尊超先生认为：这次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父亲的综合创新思想早在30年代中期30岁以前已经形成。关于这一点，他在自传中强调过。父亲说：1933至1937年，我24岁到28岁，年未而立。然而这短短4年，在我人生中却有莫大的意义。意义之一，我认为，就是他此时所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及哲学“综合创新”。他曾说，近年来，一些同志肯定我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我很感谢，实则早在30年代中期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中，我已经提出这一观点。他说，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我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则。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这是他的总纲。他说，我主张，第一，要综合中西文化，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尤其是科学成就。第二，要综合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不同学派，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粹思想，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的理学与反理学中的优秀成果。我父亲特别指出，诸子百家各有所长，尤其是应该继承下来墨家的贡献。

这儿我想稍微多说几句：我父亲很重视墨家的贡献，关于墨家的贡献，我父亲曾经说过，墨家长于逻辑和自然科学，对于形式逻辑和物理学，几何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方面做出了超过诸家的成就。应该承认，在先秦时代，中国文化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后来墨学中绝了，于是墨家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几何学知识未能被继承下来。这与中国后来未能产生自己的现代实验科学是有一定联系的。他甚至说，如果墨家在汉代以后没有中绝,中国文化将呈现另一面貌。当然，我父亲并不赞成搞“新孔学”或“新墨学”，而是主张综合创新。

在吴琼先生的采访录，2000年出版的《世纪老人的话》中，耄耋之年的父亲又简要介绍了自己当年提出的哲学的综合创新：他说，我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在论文中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父亲在文中详细地阐述道：我认为辩证唯物论既解决了西方近代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正确说明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也肯定物质是本原的，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能动作用，从而解决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在“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之中，我父亲也强调了“理想”，也就是中国哲学中的优秀传统。他说，在中国哲学中确实有一个优秀的、值得珍惜的传统，作为中国人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我比较欣赏宋朝的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因为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思想 主要是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辩证法的哲学观点，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法哲学，我们应当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的“解析”，父亲提出了重要观点：逻辑分析应该是哲学的基本方法，对于任何概念、任何命题，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分析。 父亲说，我所提出的“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也就是主张，一方面把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把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方法统一起来。我父亲说，这是我当时的总的倾向，我的哲学基本观点。

父亲给我专门讲过一次综合创新。时间很早，在1969年秋天，父亲难得地抽出时间，为我专门详细讲解他的综合创新思想。 那是我毕业后第一次探亲回家，父亲对我说：你现在走上工作岗位了，我要给你讲讲综合创新、综合创造。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原话，他说：“这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提出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对于社会发展很重要。”当时正值文化革命高峰时刻，父亲坚定的坚持至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

这样父亲一讲就講了整整两天。当然，父亲对我讲的是科学技术的综合创新，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不但讲了哲学原理，并且讲了方法论。对我理解综合创新背后的哲学原理很有帮助。他从量变质变互转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讲到解析与综合的统一。

我记得他说过几点：1.要对丰富材料进行周详考察，这是辩证法运用的前提。2.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采纳一切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一切创造都是众多元素的新结合。3.要兼容多端，兼综多端，兼综各方优点，克服缺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4.剖析问题关键之所在。父亲说：综合创新，从量变到质变，螺旋上升，这样以新代旧，否定之否定，让新生事物层层出现，否定之否定是高一级的立定，兼容综合升高一级 而达到高一级的立定之中。我父亲说，首先要虚心，尊重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要敢于独立思考，发扬创造性的思维，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要运用科学实验和逻辑推演为主的科学方法，深入钻研客观规律，这样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父亲又说，综合不是调和，不是拼盘，而是新的创造。

父亲给我讲的这些使我终身受益。在我此生中，凡是我在科研项目中，取得一些创新性的成果，都离不开我父亲对我的教导。关于这一点，我在去年北大哲学系的纪念会上详细讲过一次，还举了许多自己的例子，今天就不再赘述了。

综合创新是父亲一贯的思想。可以说，父亲不仅仅提出了综合创新的理论思想，而且一生都行走在综合创新的道路上，无论学术理论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他都能跳出前人窠臼，取得自己的独创性成就。就像父亲在《天人五论》序言中说的，当时著论，直抒胸臆，无所畏惧，譬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驰骋独立思考，近乎“洸洋自恣”。

至今，父亲的一句话对我印象依然很深：“对于将来，要发挥我们的创造精神！宇宙中一切都是新陈代谢，只有创造力永远不灭，是值得我们执着的。”

干春松先生认为：张岱年先生在20多岁就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本观点。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刘鄂培先生、羊涤生先生等许多学者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方克立先生。方克立先生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激进的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时期，其前提是三大思潮都赞成中国走向现代化。在20世纪89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潮中，方克立先生最服膺的就是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并给予有力的推动，如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和“马魂中体西用论”。文化综合创新论、马魂中体西用论与我们党的文化战略是高度契合的，这是我们在TapTap点点举办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刚才黄董事长提到TapTap点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究中心是在方克立先生建议下成立的，与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有密切合作。南开大学是方克立先生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将与上述高校共同举办学术活动，南开大学文化学研究中心将成为文化综合创新论研究的热情参与者，进一步扩大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影响。

杜运辉教授认为：从张申府先生1925年提出“欲超出两旧文化而建一种第三文化”以来，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大致上可以分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三流合一”和“文化的创造主义”，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21世纪初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文化理念和方法不断扩大其思想视野和应用领域，其中有几个关键节点需要注意。第一，方克立先生在1990年提出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为特征的“‘综合创新’派”，第一次明确这个学派的称谓，而且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与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融为一体。第二，1999年，刘鄂培先生提出“兼和”是张岱年学术思想之精髓。第三，2002年，刘鄂培先生主编《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出版，把“综合创新”扩展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2006年，方克立先生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随后，方克立先生把“马魂中体西用”论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化流派究，包括张申府、张岱年、侯外庐、冯契、任继愈、方立天、崔大华等学者的学术道路，而且特别强调学派的研究。方克立先生和谢青松等还把“马魂中体西用”推广为一种学术范式。张岱年先生逝世后，在刘鄂培先生、方克立先生、陈来先生、李存山先生、王中江先生、程钢先生等推动下，2007年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刘鄂培先生担任会长，现任会长是王中江先生。学会对推动文化综合创新论研究发挥着关键作用，这表现在发起、组织一系列学术会议；成立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和TapTap点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究中心”；在文献方面，出版《张岱年先生学谱》《张申府先生学谱》《燕赵文库·张申府集》《燕赵文库·张岱年集》《刘鄂培文集》《方克立论著集·马魂中体西用论》等。现在，《张申府全集》将由光启书局出版；在陈卫平先生建议下，《张岱年先生学谱》第2版、《方克立先生学谱》及《侯外庐先生学谱》第2版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杜运辉提出：我们深切怀念为二张研究、为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刘鄂培先生、衷尔钜先生、程宜山先生、钱耕森先生、方克立先生等前辈。今年4月21日，是方克立先生逝世五周年，这更激起我们的深切怀念。生生日新，薪火相传，我们将努力推进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

主题发言上半场由孔子研究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孔德立教授主持。他首先介绍孔子研究院的基本情况，随后提出孔子是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第一人，两千多年后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是一位天才式的哲学家。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阐述“张岱年四大哲学创新——中西马综合创新的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提出：张岱年先生晚年两次给我讲颜元李塨的故事，希望后学弘扬他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我们要从新时代、新高度重新学习张岱年、重新发现张岱年，今天的会议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的新起点。可以用“一条红线，两大焦点，四大创新”来评价张岱年先生的历史地位。“一条红线”就是综合创新，“两大焦点”是哲学和文化，“四大创新”是融会中西马的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张岱年先生首倡中西马综合创新的哲学观，把中国古典哲学作为世界哲学创新的重要源头活水；他首倡中国特色、现代新型人生观，创造直道而行、走向真善美统一的人生哲学理想境界；他首倡义利统一、人我和谐的现代新型价值观，旨在根本超越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西方主流价值观；他首倡“融汇中西马”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追求中华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金光大道。

中国哲学史学会现代哲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哲学公司李维武教授阐述“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内核”。他认为“文化综合创新论需要有其哲学内核”，“张岱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从思想的形成看，首先是从哲学入手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内核是在综合创新中形成的”，张岱年先生认为“哲学史的开展，本身就是一个哲学综合创新的历程”，“张岱年在论述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内核时，特别强调这是‘创造新哲学’”。

“哲学综合创新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中西哲学的融会。“张岱年的哲学综合创新论，首先也在于主张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会，但这种中西哲学的融会，不在于像唯生论、新法相宗、新陆王派、新程朱派那样从中国哲学某派出发来‘兼综中西哲学’，而在于‘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在这里，他既不赞成照抄照搬西方哲学，也不赞成只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一派来讲，而主张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应加以尊重和重视，从这些不同的哲学源流中吸取新的哲学创造的资源，从而来建构一种新的系统性的中国哲学”。

“哲学综合创新的基本特点”之二是哲学创新的基础。张岱年先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何以能够作为新的哲学创造的基础”。

“哲学综合创新的基本特点”之三是哲学创新的传统。“张岱年不赞成只从先秦诸子某家出发，搞‘新孔学’或‘新墨学’，也不赞成从宋明儒学某派出发，搞‘新程朱’或‘新陆王’，而主张在明清之际的哲学开展中发掘出具有现代性因素的哲学倾向，沿着这种哲学倾向来进行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张岱年以王、颜、戴的唯物主义为中国旧哲学的活东西和中国新哲学的先驱，承继了梁启超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本思想，进而启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探索，从而构成了20世纪早期启蒙说开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哲学综合创新论到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以哲学综合创新论为内核，来阐发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他的哲学综合创新论，正在于为文化综合创新提供一个哲学内核为其引导和规范；而这个新的哲学创造的基础，正如他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他特别指出，这个哲学内核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视，是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本点”，“张岱年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十分重视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看待和分析文化问题”，“张岱年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前途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只有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通过扬弃（张岱年译为拔夺）而吸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和民族要求的新文化，才是能够行得通的，才是真正有其光明未来的……这种需待创造的新的文化……就是正在兴起之中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哲学史学会学会原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阐述“张岱年：综合创造的哲学体系如何可能？”。他认为在张岱年先生构建“天人五论”哲学体系的实践中，“蕴涵着关于构建综合创造的哲学体系如何可能的回答，对此作点考察和分析，有助于在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理论”。概括起来，在张岱年那里，哲学的综合创造之所以可能有四个方面。

一、“文化创造主义”：哲学综合创造的文化观根基。张岱年的哲学的综合创造是以他的文化的综合创造为基础的、为走向的，他的综合创造是从文化走向哲学，同时这个综合创造又以哲学为核心。我们今天构建自主的哲学理论体系，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文化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很多论述与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是很相似的，比如中国文化的出路一定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关注到抗战前关于文化的讨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从这里出发，毛泽东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一个总结，这对我们今天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文化观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呢？我们有没有忘记唯物史观？有没有忘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是对全盘西化论和有复古倾向的“东方文化优越论”的批判和扬弃，一是认为中西文化既有同质性，又有民族和时代的差异性，但两者的差异并不必然构成互相会通的障碍；二是指出全盘西化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都是“作囫囵观”的抽象的笼统的思维方式，应运用“对理法”即辩证法“对于中西文化都持分别观”，包括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与可相容性；三是在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指出文化发展既有为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客观规律，又有人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助力”。

二、“倚重”而不“自大”“自小”：哲学综合创造的理论立场。张岱年之“倚重”之不同于“盲信”和“盲诽”，在于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有堪信取者在，实有胜过它派学说的地方”，同时又提出“要不自大”和“要不自小”。不要自大。就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终极真理，看不到“现代它派的哲学亦非皆无所见，即古代哲学，西洋的及中国的，亦都非可完全排弃”；不要自小，即不要抱着“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态度。凡宗师所已有，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于是被束缚住了手脚，不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扩充：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研讨之”。总之，“倚重”而不“自大”“自小”，就是以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这样的理论立场，哲学的综合创造就无从谈起。

三、不做“附庸”而要“迎头赶上”：对中西哲学的综合创造。在中西之辩上，以中国哲学主体性融合中西哲学。“天人五论”是对马、中、西三种哲学资源的综合创造，他指出应当学习西方文化“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但这“非西洋之附庸”，而是“当迎头赶上”。而迎头赶上就是“不当只是取过来而已,更当加以发展使带着中国的特色。”这包含着以中国自主的哲学理论体系置身于世界哲学之林，有进入世界哲学之林的气魄和境界。“天人五论”正是循此来进行中西哲学的综合创造。

四、“复活”与“变易”：对古今哲学的综合创造。在古今之辨上，以“复活”和“变易”将哲学与哲学史交融。“天人五论”还是古与今即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综合创造的成果，其“倚重于唯物”并综合了“唯物、理想、解析”，是把体现了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注重生活理想的传统哲学和西方逻辑实证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予以会通，其“意图将中国古典唯物论与现代唯物论，将中国古典辩证法与现代科学辩证法结合起来，采取民族的形式，而以概念分析的方法出之”。这样的综合创造，在张岱年看来，既是中国传统的复活又是对其变易，“旧学说中有一些观念，在后来能复活时，也必须有所变易，只能是表面上复返于初，不会是真实的复返于初。”就是说，“复活”和“变易”的统一，是在更高阶段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回归，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的实现。“天人五论”确是对以性与天道为宗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如此复归。如何“复活”和“变易”，则需要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批判，这就是张岱年所说的认识“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冯友兰曾把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说成是正、 反、合，其实“释古”之“合”只是就认识传统哲学的历史价值而言，因为“释古”主要是阐释传统之历史蕴涵；如果就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而言，到了张岱年区分“活的”与“死的”的“析古”，才是正、反、合之“合”,因为如此的“析古”激发和提升了中国哲学传统中“活”的而排斥了传统中“死”，于是，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实现了相互成就。以区分中国哲学中“活的”与“死的”的作为综合创造的哲学史基础，决定了“天人五论”的理论构造与阐述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哲学大纲》紧密相连。哲学与哲学史的交融，是张岱年的哲学综合创造成为可能的重要环节。

五、张岱年要建立不同于熊十力“新唯识论”、金岳霖“论道”、冯友兰“新理学”的新本体论，他从认识论入手，而不是像熊十力、冯友兰那样从价值论入手。认识论讨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对现实的关照。张岱年从王夫之、颜元、戴震的传统出发，但使用了“事”的范畴，“事学”指向人的世界，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教授阐述“综合创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开辟了一个学派，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张先生讲：“关于文化建设问题，我们主张‘综合创新’，即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新中国文化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这是很有创意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今天我们要把综合创新论运用于具体问题，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心态？

方克立先生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大力阐扬者，把它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后来又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我在1992年《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中单独论述“‘坚持马列’的综合创新论”，是有文献可考的、国内最早把文化综合创新论作为一个学派的主张之一。根据综合创新理念，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应该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形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纳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优秀文化。

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要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融贯了中国传统优秀价值理念，也借鉴了西方的优秀文化。还要进一步总结、吸取、提炼、转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经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文件，都是我们进行文化研究、文化建设应该高度重视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要注意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些是核心的、最基本的；要凝炼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要明确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优秀文化的具体内容，这样才能会通以求超胜，才能真正的综合创新。中华文明的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间的关系，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增强文化主体性、挺立民族精神，注意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的有机整合，使文化的先进性与普及性相结合，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协调，使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相统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以“两个结合”为导向。

中国哲学史学会现代哲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兰州大学TapTap范鹏教授阐述“敦煌经变画：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他认为敦煌经变画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综合创新的形象表达和典型案例。深入研究敦煌经变画，对于全面认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多样呈现具有重要价值，对于深化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综合创新的历史，对于推进敦煌哲学的研究、丰富综合创新理论具有现实意义。

经变画即“按经图变”，即按照佛经画出经义和阐释经义的各种“喻”，“喻”往往可以形象化和故事化。经变画的主题思想是依据佛经反映出来的，但其艺术表达真正的基础和来源其实并不是佛教描绘的天国、地狱或神圣生活，而是四到十四世纪莫高窟开凿过程中洞窟设计者、画师和僧俗大众们所面对和身处的现实生活。可以说，敦煌壁画是一部形象的中古时期河西走廊特别是敦煌的社会生活史。

敦煌经变画是中国佛教艺术独创的，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多种文化元素综合创新的产物，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在艺术表达方式上，敦煌经变画广泛吸收各国文化艺术成就特别是绘画技法，同时也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产物，充满了生命活力，彰显了灵动高雅、流韵悠长的中华美学精神。在思想内容上，敦煌经变画不仅来源于佛经，也来源于现实社会，后期经变画大量出现劳度叉斗圣变、报恩经变充分反映了“离经”甚至“叛道”的迹象，大量伪经和非依经典经文的经变画的现世，表明多种文明、多种宗教、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多个民族的多元文化综合创新中的敦煌世俗佛教已经正式形成，中国化佛教思想的中国特色与综合创新在敦煌也达到了高峰。

经变画的出现本身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以敦煌经变画为代表的敦煌图像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综合创新的形象史，这一历史表明综合创新有元素、层次（圈层）、面体等分别。以佛教中国化中的敦煌经变画为例：其主要元素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化；其圈层有佛儒核心圈、健陀罗艺术与道教艺术次级圈、波斯文化与中亚文化是三级圈、希腊艺术与中国传统神仙画是外围圈等不同圈层，不同圈层的元素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核心圈层起决定性作用。文化综合创新论应该注意并研究这类问题。所谓“面体”是我生造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文化综合创新是由点成线、推线成面、移面成体的过程，在分析文化综合创新个案时，如能完整地再现这一过程，文化综合创新的全过程各方面将以一个透明的立体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文化综合创新论也许能如敦煌经变画一般形象地展示出来。

文化综合创新论应该超出哲学圈而走向文史哲、政经法、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敦煌学等众多的学科领域，甚至应当引入科学史的研究之中，跨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领域，成为从文化创新、理论创新跃升至创新文化、创新理论的灵魂与牵引。只有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创新文化、升华创新理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真正有希望。

主题发言下半场由清华大学历史系程钢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经理孙熙国教授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方法论的原创性贡献”。

一、如何认识和把握原创性贡献。

1.评判一种理论必须首先确立一个评判的标准。一切创新的理论都是对实践中问题的解答。因此，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创新性大小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这种理论所解决的问题的大小理论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它所解决的实践中的问题的重要程度，解决了大问题的理论，就是大创新的理论，解决了小问题的理论就是小创新的理论。没有解决问题的理论不能被称作创新的理论。对时代问题做形上解答是哲学创新的根本和关键。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这里的“精华”应该翻译为是本质、核心、主要点、大意、精髓、结果。“精华”是一个价值判断，唯心主义哲学能叫作“精华”吗？精华是升华，是事物的本质，是即器见道、即事见理，也就是孔子说的“下学上达”“君子不器”，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个别中发现一般。可以说，哲学起源于对生活实践的形上追问和对宇宙人生的形上思考。因此，我不同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起源的观点。柏拉图说：“疑讶之感原是哲学家的标志，此外哲学别无开端。”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们起初是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一点前进，提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星辰的各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宇宙是怎么产生的。”“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每惭愧自己的愚昧无知；他们探索哲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脱出愚蠢。”惊讶、诧异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情绪、心理和状态，这怎么能成为哲学的起源呢？循此理路，理解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就必须牢牢把握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实践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坐标，也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一个基本坐标。

2. 党的实践史决定党的理论创新史。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的重大发展决定理论的重大发展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的重大飞跃决定理论的重大飞跃。毛泽东在1941年说过：“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新时代面临的三大时代课题如何解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新时代共产党如何执政，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人类社会如何如何发展?一言以蔽之，新时代如何践履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必须紧紧围绕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伟大斗争和推进的伟大事业，必须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历程来思考和把握。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科性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可以用“守正创新”来概括，那么这种方法论是如何回答时代问题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的学问和学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思考和研究世界问题和世界实践的学问和学科，是21世纪的、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内容有：研究“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学问，研究如何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学问，研究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问，研究如何实现世界人民和平进步的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如何践履马克思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学问。

二、文化思想方法论的原创性贡献。

1.文化创新的批判继承法。批判继承法明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法和路径。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立场，就把握了精髓，否则就会陷入不知何为糟粕何为精华，而不能形成真正的创造。文化的真正发展在于创造，批判继承、吸收都是文化创造的辅助方法，而创造的根本并不来源于古代文化或外国文化而是人民群众当下的生动实践。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用他们的方式回答了他们的时代问题。批判继承法解决的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总的方法论问题，而在文化各个领域的运用，都需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实现扬弃的目的。

2.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是在批判继承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具体的问题，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的意义”和“具体的意义”、“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抽象继承法的提出源于对教条主义地处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的反对，在目的上并不与批判继承法相冲突，反而是在批判继承法的指导下，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转型做出的方法论思考是将批判继承具体到哲学观念上的尝试。抽象继承法展开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继承的探索，此后，综合创新法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抽象继承法着重于古今之辩，其出发点在于探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找寻出路，但这一方法没有回答新文化如何产生的问题，对中西问题也关注不够。张岱年先生所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力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解决古今中西和文化创新发展问题。

3. 综合创新法与“马魂中体西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有见于中西文化对撞中文化发展路径的迷茫，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文章，提出了“文化的创造主义”和综合的方法，认为“在此时代，中国应由西方文化给予的刺激，而大大地发挥固有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对于过去的一切，概取批判的态度；对于将来，要发挥我们的创造精神”，应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主体能动性。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等思潮呈现出来，关于中国文化的去向，张岱年认为应当立足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方向，兼取古今中西之长，综合起来开创新局面，他在《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中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80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相较于30年代的“文化的创造主义”，更加明确了文化的主体所在，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文化综合创新论着眼于新文化的创造，初步打破了古今中西的藩篱，为社会主义国家会通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做了重大的理论贡献，方克立先生高度评价综合创新论的意义，并进而将其概括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的三元结构是对“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二元结构的替代这一归纳较好地表明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抽象继承专注于古可以为今所用的成分，力图使“古”在“今”焕发生机；综合创新专注于“今”本身的发展条件，根据需要取“古”和“外”以为己用，二者有互相发明之效用。从学理上讲，抽象继承法和综合创新法并没有穷尽真理的发展，没有最终解决新文化发展的关键。文化创新的关键，只有通过人的实践，在实践中熔铸成一个整体，才能最终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毛泽东所指出的批判继承法在形式上被抽象继承法和综合创新法有所侧重地发展了，但其“必须到群众中去”的精髓，和这种精髓是如何作用在文化发展的方法上的，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说明，而这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要解决答复核心问题。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等六条理论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批判继承和批判吸收的继承和弘扬，也吸纳了抽象继承法、综合创新法等文化探索的合理成分。

第一，这一方法论体系旗帜鲜明地将人民的主体地位摆在首位凸显了自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点的核心，解决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体问题，即不是以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为“体而是以现实的生产生活中的人为“体”，不是从概念的抽象或者原则出发，而是从全体人民的鲜活实践出发。

第二，自信自立解决了文化的主体性问题。立足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践，独立自主地建设发展中华民族的文新文化。

第三，在新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问题导向。无论是抽象继承法还是综合创新法，都将目光聚焦在文化本身，但文化是因为对实践有所作用才能够存在的，新的文化体系的真正源泉不在旧文化之中，而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有着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大量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集中显露为大大小小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实践中的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推动理论的真正创新，才有文化发展的真正增量。

第四，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事实上囊括了综合的方法，综合不是杂合，而是有目的地、有系统地整合，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材料，系统性地形成新的理论，是真正的综合。第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胸怀天下文明互鉴的重要思想方法习近平提出必须胸怀天下，强调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是因为外国文化有着高人一等的内容，而是因为中华文化必须要给出自己的世界性答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文化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理论创新六条方法，发展了毛泽东的批判继承和批判吸收的观点，超越了抽象继承法、综合创新法等学术讨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化创新发展的主体、标准、路径等问题，从方法论维度回答了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课题，与“第一个结合”等思想方法一起，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贡献，开辟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原创性贡献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出发，运用新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绘制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既有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的布局部署。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当代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和方法，真正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解决了文化传承发展的世纪难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上海师范大学TapTap张允熠教授阐述“第二个结合——联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条思想红线”。

一、学术界对“两个结合”的探讨。我曾在《从“哲学复兴”到“民族复兴”——论张岱年哲学的民族性》中提出：张岱年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综合创新”的思想主轴。他说：“马克思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必须与这一国家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在这一国家中取得革命的胜利。一个国家的实际不限于经济、政治的实际也应包括思想传统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一个国家的传统哲学进行分析解剖，从而加以鉴别抉择，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在张岱年先生看来，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中一层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层含义而且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相结合”，张先生无疑特别重视这一点。因此，他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的结合。”张岱年先生在1992年还提出：“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在这一时期，方克立先生同张岱年先生在许多方面具有共识。早在1984年，方克立先生就明确说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中国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确有一个采取适当的民族形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问题。”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文革”后学术圈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为“两个结合”的比较早的出处。1986年他又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它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要和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真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他用了“两个结合”这四个字：“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它要在中国传播、发展并扎下根来，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途径。”方先生晚年，如在2015年写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动因和机制是中国革命实践对理论的需求，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在更深层次上，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他突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价值。

值得一提的还有冯契先生。冯先生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服膺“综合合创新论”，但在“两个结合”上，无疑是张岱年先生的思想盟友。冯先生在1989年写道：“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但也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使它中国化，取得民族的形式。”“中国人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用它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之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就必须使它取得民族的形式，使它与中国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使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他在评价鲁迅时指出：“在鲁迅身上首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包括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传统开始结合了。”

二、“综合创新”的思想核心就是“第二个结合”。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

方克立先生评价说：“他的探索就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方面。”“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和精华和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哲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三、“第二个结合”——“平生的学术宗旨”。

无论是张岱年先生、冯契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他们作为两代学术前辈，都秉着持坚定信念的，至老不改初心。张先生说“综合创新论”是他的“平生学术宗旨”。方先生说他“重视张、冯二位。二位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精通中国哲学，都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值得尊敬的先行者”。他从张、冯二位前辈那里接受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真精神，这种精神汇成了中国哲学史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优良传统，并致力于庚续这一传统。方先生曾公开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科学精神与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相结合是我的终生职志。

我们完全可以说：以二张、冯契、方克立等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哲学学派，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其平生学术宗旨和毕生事业。这一学术流派既是我国学术界的“第二个结合派”，又是当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派。“第二个结合”是数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经验总结，可谓“坐集千古之智”，化为“终生职志”。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秘书长蒋烨先生阐述“张岱年先生‘兼和’思想2004—2024年20年弘扬历程”。他认为，2004年4月张岱年去世之后，到2024年近20年来，“兼和”思想的弘扬，一直在继续着，从未中断，并日益社会化、大众化，使哲学“兼和”，逐步走向“人间兼和”。

中央社会主义公司中华文化教研部主任翁贺凯教授阐述“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演进看‘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贡献”。

文化主体性包括文化自觉、文化自知、文化自主，体现为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包容性等方面。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肇造于晚周“轴心时代”，实现德性人文的精神突破；失落于近代西方冲击下的文化危机； 重建于“第一个结合”，追求救国富国、独立自主；巩固于“两个结合”，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实现强国复兴、精神自主。“结合”造就的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突出特性，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必将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贡献有三个方面：

第一，化解传统，辩证地解决了文化的系统完整性和要素可分性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文化复古论，都是以一种机械主义、本质主义的倾向看待文化;而“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指导，既反对全盘否定传统也反对将传统“神圣化”，“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良莠芜杂的“传统”中艺取提炼出来进而成为“第二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之一。

第二，赓续文脉，辩证地解决了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和时代变革性之间的关系。“古今之争”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面对如何妥善地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第二个结合”坚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创造性转化立足“本来”，注重以现实的社会条件与时俱进地改造和更新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创新性发展着眼“未来”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第三，互鉴文明，辩证解决了文化的民族独创性和对外交融性之间的关系。“中西之争”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聚讼纠缠的焦点问题，也是大多数后发展现代化国家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共同问题。“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本身就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在彼此契合的前提下发生深刻的“化学发应”、融汇贯通、互相成就的典范；进而，在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基础上，还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进行文化、文明的创新创造。

总之，“第二个结合”为我们破“两个结合”解“古今中西之争”，辩证地解决文化的系统完整性和要素可分性、历史连续性和时代变革性、民族独创性和对外交融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思想钥匙；同时，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索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思想方法与内在机理的支撑。

下午的三场分论坛，学者们就中西马的比较、对话与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本内容与实践方式，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典型个案等主题进行研讨。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公司TapTap张小平教授主持，分论坛代表张娇、李新潮、黄兆慧先后发言。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公司樊志辉教授作会议总结，他认为本次会议有四个思想主题。第一，梳理、分析、阐释提出、弘扬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重要先贤的思想，包括张申府、张岱年、冯契、任继愈、李达、刘鄂培、方克立等“马克思主义知识人”。他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要思想资源。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学者们所做的重要探索。第二，对“第二个结合”、文化综合创新论作文献谱系梳理和意义阐释。不局限于对个别思想家、个别学者的研究，而梳理作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命题的“两个结合”及学者们探索作的思想谱系，特别是专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之探索与我们党提出的“两个结合”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对综合创新作个案式的研究。这不局限于张申府、张岱年、方克立等学者，而是对综合创新方法论作一种更宽泛的推衍，对中国历史文化作深入探讨，如范鹏教授对敦煌经变画、苏学飞对章潢性宗思想、郑文娟对梁漱溟与朱谦之文化哲学的探讨。第四，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反思和前瞻。对文化综合创新论、“马魂中体西用论”作为一个专门的哲学问题进行分析。论文集下篇部分收录了一些对文化综合创新论带有批判性思考的论文，这是很开放的、很好的一个态度。这对综合创新从纲领到学术、到进一步的严肃的建构，乃至使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成为一个学统学脉，都是很大的助力和提升。与会学者表现了四个特点：第一，对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第二，对先贤充满敬意。这不仅有古代先贤，而且有刚刚辞世的当代老一辈学者。第三，对学术的真诚和理性的态度。第四，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次会议将为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起到重要作用。